第358章 好學生就是「好學生」嗎
孫有才找到吳建民的時候，是七月十二號上午。
他不在那棟廢棄老樓里，也沒在道外區那條街附近出現過。他回到了牡丹江——不是市區的核心位置，而是一座被廢棄將近十年的老廠房。他在那間廠房裡住了下來。附近的住戶說入夜後偶爾能看到裡面透出光，像是一盞手電或煤油燈的反光。有人聽見廠房裡傳出說話聲，但只有一個人進出，從未見過第二個人。
孫有才接到這條線索之後沒有立刻行動，先讓人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確認了廠房內確實有人在。確認之後，他把信息報給了陸衛東，然後帶著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在廠房外圍布控。等陸衛東趕到牡丹江的時候，廠房周邊已經被封住了幾個口子。
「他在裡面待了多久了？」
「至少一周。出來過幾次，從廠房後門出去，沿著江邊走一段路再回來。今天白天他沒有出來過。」孫有才頓了一下，「周圍的住戶說，前幾天下雨的時候，有人在廠房門口站了很久，不像是出來透氣，像是在看遠處的地平線。」
陸衛東看了一眼廠房側面的窗戶——玻璃碎了，用一塊舊木板虛掩著。他讓孫有才留在外圍，自己一個人朝廠房側面的小門走了過去。門是關著的，沒有上鎖。他把門推開一條縫，側身閃了進去。
廠房內部比外面看起來更大，天花板很高，光線從高處幾個破損的天窗漏下來，在地面上形成幾塊傾斜的亮斑。空氣中瀰漫著灰塵、鐵鏽和舊機油混合的氣味。他沒有打開手電筒，讓眼睛適應了一會兒屋裡的光線，然後沿著牆邊朝廠房深處走。走到第三排支撐柱時，他看見一個人坐在靠牆的一把舊椅子上，面前的地上攤著一本翻開的紀念冊。他的左手邊放著一隻鐵皮箱子，蓋子沒有蓋嚴，露出一截暗色的布料邊緣。右手邊放著一雙解放鞋，鞋帶沒有系，表面覆著一層薄灰。屋角堆著幾摞舊報紙和一本被翻爛的筆記本。
吳建民抬起頭，朝陸衛東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沒有站起來，也沒有開口。他比印刷廠登記簿上的記錄年齡大了幾歲，但輪廓沒有太大變化。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短袖，目光在陸衛東身上落了一會兒，然後低下去，看著自己面前那本攤開的紀念冊。
「你是冰城來的吧？」他說。他的聲音不高，也沒有明顯的試探或抵抗。
陸衛東在他對面的一隻倒扣木箱上坐下：「你的那份名單還在用嗎？」
「沒用完。有些地址變了，有些人搬走了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，一家一家地確認哪些地址是錯的。」
「為什麼找她們？」
吳建民的手指停在紀念冊翻開的那一頁上。沉默持續了一段時間，然後他開口了，聲音從一開始的平靜逐漸被一種深埋在時間裡的重量壓彎，像是每一句話都比前一句更接近一個他已經很久沒有靠近過的位置。
「我想看看她們過得怎麼樣。」他說，「那本冊子是我高中畢業那年印的。我也有一本，但我沒拿到。我把地址拿回去了，從1983年一直留到現在。我想確認那些地址和我記憶里的是不是同一批人。」
「你當年是哪一班的？」
「三班的。和她們同班。」
「高三那年，班上有幾個女生寫了一封聯名信，交給班主任。」他說，「信上說我在晚自習的時候當女生面脫過褲子，在女廁所偷看過，偷偷摸過女生的屁股，解過女生內衣的扣子。信上寫得很具體，時間、地點、細節，全都有。班主任看了那封信之後沒有找我問過一句話，也沒有核實任何一個細節，直接和學校反映然後通知我退學。他說我不適合繼續待在學校里，這樣對大家都好。」
陸衛東沒有打斷他。他知道那些細節是編造的，也知道編造得越具體，越容易被相信。一個沒有背景、沒有父母撐腰的學生，面對一封有四五個人簽名的聯名信，沒有任何辯解的機會。
「她們為什麼這麼做？」
「她們覺得我陰沉，不合群，看她們的眼神讓她們不舒服。」吳建民說，「她們想讓我離開那間教室，換一種方式讓她們安心。她們把這封信寫得像真的一樣，每個細節都能對得上。班主任沒有核實，因為這封信是她們寫的——她們是班上的「好學生」，她們說的話就是真相。」
「你找過她們本人嗎？」
「我試過。她們都在外地讀書，家裡只有父母在。」他說，「第一個給我開門的人是趙秀蘭。她問我是不是陳雪的同學，我說是。她讓我進屋，給我倒了水。她說話的語氣和陳雪很像，那種慢條斯理的、讓人放下警惕的語氣，就像她女兒當年寫那封信的時候一樣自然。」
「那天你做了什麼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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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坐在她家客廳里，想著她女兒在信上寫那些話的時候，可能也用過這種語氣跟她說話。她問我要不要留下吃飯，我坐了一會兒，然後走了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我走的時候，她送我到門口，說讓我常來坐坐，然後……她死了。」
陸衛東沒有接話。他知道趙秀蘭死的時候沒有掙扎，她是在完全放鬆的情況下被人勒死的。
「高靜呢？她是第二個？」
吳建民點了點頭：「她是聯名信的發起人之一。那年暑假她回來，我在她家樓下等了幾天，等她父母出門上班。她開門的時候我說我是她高中同學，她看了我一會兒，然後讓我進了屋。」
「她認出你了嗎？」
「她記得那件事，但記不清具體是誰了。她說她寫那封信的時候是別人叫她一起簽的，信的內容她沒仔細看。她問我找她有什麼事，我說沒事，就是路過。她給我倒了茶，放在茶几上，問我後來去了哪裡。」他的聲音低了一些，「她問那些問題的時候，像在問一個她只聽過名字但從未見過的人。」
「你什麼時候動手的？」
「等她轉身去陽台收衣服的時候。她一直背對著我，沒有轉過來。」
陸衛東沒有追問細節。他坐在那隻倒扣的木箱上，等了幾秒：「班主任呢？你去找過他嗎？」
吳建民的手指在紀念冊的邊角停了一下：「找過。他退休了，住在城東。我敲門的時候他開了，認出了我。他說那封信他看過了，也覺得處理得有點急，但當年那種事處理得快才能維持紀律。他說他到現在還記得我的名字。」
「你動手了嗎？」
「沒有。走的時候我問他，有沒有想過找我當面問清楚那封信里的內容是不是真的。他沒有回答。我走的時候，他站在門口，沒有叫住我。」
陸衛東看著他，光線從高處幾個天窗漏下來，照亮了兩人之間的地面上那幾個散落的空酒瓶。
「被開除以後，我試過在牡丹江本地找活干，但沒有人願意雇一個被開除的學生。後來去了哈爾濱，在道外區打過零工，也沒待多久。我媽在那之後病了一場，身體一直沒好，我斷斷續續在家和哈爾濱之間來回跑。前年她走了，走之前沒有問過我到底有沒有做過那些事。她只是說，她知道我不會做那種事。」
陸衛東沒有接話。他站起來，朝廠房門口走去。
後來，那本紀念冊被放進證物袋，那隻鐵皮箱子被原樣封存。班主任的住處被搜查之後，從他陽台花盆底下挖出一隻鐵盒，裡面裝著當年的退學記錄和幾封沒有寄出的信，收件人地址欄里寫著陳雪的名字。陳雪的父親在辨認那些物品時停了一下，沒有伸手去碰，只是看了一會兒，然後說「拿走」。高靜的母親在返回之前提交了一份簡短的陳述。方敏的父親沒有來，只是讓派出所轉交了一句話：「她在外地，一直以為是自己害了人。她不知道那些信會讓人退學。」
傍晚，陸衛東站在牡丹江市局的走廊里，把案卷夾在臂彎里站了一會兒。走廊盡頭的光線正一層一層地收窄，在距離他幾步遠的位置緩慢退去，最終停在離門口不遠處的地面上，不再移動。趙秀蘭、高靜以及其他人留下的痕跡也已經各自歸位，被收起、標記、歸檔，不再需要被重新打開。
他不在那棟廢棄老樓里，也沒在道外區那條街附近出現過。他回到了牡丹江——不是市區的核心位置，而是一座被廢棄將近十年的老廠房。他在那間廠房裡住了下來。附近的住戶說入夜後偶爾能看到裡面透出光，像是一盞手電或煤油燈的反光。有人聽見廠房裡傳出說話聲，但只有一個人進出，從未見過第二個人。
孫有才接到這條線索之後沒有立刻行動，先讓人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確認了廠房內確實有人在。確認之後，他把信息報給了陸衛東，然後帶著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在廠房外圍布控。等陸衛東趕到牡丹江的時候，廠房周邊已經被封住了幾個口子。
「他在裡面待了多久了？」
「至少一周。出來過幾次，從廠房後門出去，沿著江邊走一段路再回來。今天白天他沒有出來過。」孫有才頓了一下，「周圍的住戶說，前幾天下雨的時候，有人在廠房門口站了很久，不像是出來透氣，像是在看遠處的地平線。」
陸衛東看了一眼廠房側面的窗戶——玻璃碎了，用一塊舊木板虛掩著。他讓孫有才留在外圍，自己一個人朝廠房側面的小門走了過去。門是關著的，沒有上鎖。他把門推開一條縫，側身閃了進去。
廠房內部比外面看起來更大，天花板很高，光線從高處幾個破損的天窗漏下來，在地面上形成幾塊傾斜的亮斑。空氣中瀰漫著灰塵、鐵鏽和舊機油混合的氣味。他沒有打開手電筒，讓眼睛適應了一會兒屋裡的光線，然後沿著牆邊朝廠房深處走。走到第三排支撐柱時，他看見一個人坐在靠牆的一把舊椅子上，面前的地上攤著一本翻開的紀念冊。他的左手邊放著一隻鐵皮箱子，蓋子沒有蓋嚴，露出一截暗色的布料邊緣。右手邊放著一雙解放鞋，鞋帶沒有系，表面覆著一層薄灰。屋角堆著幾摞舊報紙和一本被翻爛的筆記本。
吳建民抬起頭，朝陸衛東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沒有站起來，也沒有開口。他比印刷廠登記簿上的記錄年齡大了幾歲，但輪廓沒有太大變化。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短袖，目光在陸衛東身上落了一會兒，然後低下去，看著自己面前那本攤開的紀念冊。
「你是冰城來的吧？」他說。他的聲音不高，也沒有明顯的試探或抵抗。
陸衛東在他對面的一隻倒扣木箱上坐下：「你的那份名單還在用嗎？」
「沒用完。有些地址變了，有些人搬走了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，一家一家地確認哪些地址是錯的。」
「為什麼找她們？」
吳建民的手指停在紀念冊翻開的那一頁上。沉默持續了一段時間，然後他開口了，聲音從一開始的平靜逐漸被一種深埋在時間裡的重量壓彎，像是每一句話都比前一句更接近一個他已經很久沒有靠近過的位置。
「我想看看她們過得怎麼樣。」他說，「那本冊子是我高中畢業那年印的。我也有一本，但我沒拿到。我把地址拿回去了，從1983年一直留到現在。我想確認那些地址和我記憶里的是不是同一批人。」
「你當年是哪一班的？」
「三班的。和她們同班。」
「高三那年，班上有幾個女生寫了一封聯名信，交給班主任。」他說，「信上說我在晚自習的時候當女生面脫過褲子，在女廁所偷看過，偷偷摸過女生的屁股，解過女生內衣的扣子。信上寫得很具體，時間、地點、細節，全都有。班主任看了那封信之後沒有找我問過一句話，也沒有核實任何一個細節，直接和學校反映然後通知我退學。他說我不適合繼續待在學校里，這樣對大家都好。」
陸衛東沒有打斷他。他知道那些細節是編造的，也知道編造得越具體，越容易被相信。一個沒有背景、沒有父母撐腰的學生，面對一封有四五個人簽名的聯名信，沒有任何辯解的機會。
「她們為什麼這麼做？」
「她們覺得我陰沉，不合群，看她們的眼神讓她們不舒服。」吳建民說，「她們想讓我離開那間教室，換一種方式讓她們安心。她們把這封信寫得像真的一樣，每個細節都能對得上。班主任沒有核實，因為這封信是她們寫的——她們是班上的「好學生」，她們說的話就是真相。」
「你找過她們本人嗎？」
「我試過。她們都在外地讀書，家裡只有父母在。」他說，「第一個給我開門的人是趙秀蘭。她問我是不是陳雪的同學，我說是。她讓我進屋，給我倒了水。她說話的語氣和陳雪很像，那種慢條斯理的、讓人放下警惕的語氣，就像她女兒當年寫那封信的時候一樣自然。」
「那天你做了什麼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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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坐在她家客廳里，想著她女兒在信上寫那些話的時候，可能也用過這種語氣跟她說話。她問我要不要留下吃飯，我坐了一會兒，然後走了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我走的時候，她送我到門口，說讓我常來坐坐，然後……她死了。」
陸衛東沒有接話。他知道趙秀蘭死的時候沒有掙扎，她是在完全放鬆的情況下被人勒死的。
「高靜呢？她是第二個？」
吳建民點了點頭：「她是聯名信的發起人之一。那年暑假她回來，我在她家樓下等了幾天，等她父母出門上班。她開門的時候我說我是她高中同學，她看了我一會兒，然後讓我進了屋。」
「她認出你了嗎？」
「她記得那件事，但記不清具體是誰了。她說她寫那封信的時候是別人叫她一起簽的，信的內容她沒仔細看。她問我找她有什麼事，我說沒事，就是路過。她給我倒了茶，放在茶几上，問我後來去了哪裡。」他的聲音低了一些，「她問那些問題的時候，像在問一個她只聽過名字但從未見過的人。」
「你什麼時候動手的？」
「等她轉身去陽台收衣服的時候。她一直背對著我，沒有轉過來。」
陸衛東沒有追問細節。他坐在那隻倒扣的木箱上，等了幾秒：「班主任呢？你去找過他嗎？」
吳建民的手指在紀念冊的邊角停了一下：「找過。他退休了，住在城東。我敲門的時候他開了，認出了我。他說那封信他看過了，也覺得處理得有點急，但當年那種事處理得快才能維持紀律。他說他到現在還記得我的名字。」
「你動手了嗎？」
「沒有。走的時候我問他，有沒有想過找我當面問清楚那封信里的內容是不是真的。他沒有回答。我走的時候，他站在門口，沒有叫住我。」
陸衛東看著他，光線從高處幾個天窗漏下來，照亮了兩人之間的地面上那幾個散落的空酒瓶。
「被開除以後，我試過在牡丹江本地找活干，但沒有人願意雇一個被開除的學生。後來去了哈爾濱，在道外區打過零工，也沒待多久。我媽在那之後病了一場，身體一直沒好，我斷斷續續在家和哈爾濱之間來回跑。前年她走了，走之前沒有問過我到底有沒有做過那些事。她只是說，她知道我不會做那種事。」
陸衛東沒有接話。他站起來，朝廠房門口走去。
後來，那本紀念冊被放進證物袋，那隻鐵皮箱子被原樣封存。班主任的住處被搜查之後，從他陽台花盆底下挖出一隻鐵盒，裡面裝著當年的退學記錄和幾封沒有寄出的信，收件人地址欄里寫著陳雪的名字。陳雪的父親在辨認那些物品時停了一下，沒有伸手去碰，只是看了一會兒，然後說「拿走」。高靜的母親在返回之前提交了一份簡短的陳述。方敏的父親沒有來，只是讓派出所轉交了一句話：「她在外地，一直以為是自己害了人。她不知道那些信會讓人退學。」
傍晚，陸衛東站在牡丹江市局的走廊里，把案卷夾在臂彎里站了一會兒。走廊盡頭的光線正一層一層地收窄，在距離他幾步遠的位置緩慢退去，最終停在離門口不遠處的地面上，不再移動。趙秀蘭、高靜以及其他人留下的痕跡也已經各自歸位，被收起、標記、歸檔，不再需要被重新打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