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0章 排除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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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雷明和齊亮到牡丹江的時候,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了。

  兩個人風塵僕僕,齊亮懷裡抱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牛皮紙檔案袋,雷明拎著兩個軍用水壺,滿頭大汗。六月天熱,火車上人多,硬座車廂擠得跟沙丁魚罐頭似的,兩個人一路站過來的,下了車連口水都沒顧上喝,直奔牡丹江市局。

  「陸組長,趙組長讓我們帶來的。」齊亮把檔案袋放在桌上,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上的汗,「省里近三年類似的案子,一共四起。趙組長說讓你看看有沒有關聯。」

  陸衛東接過檔案袋,打開封口,抽出四份卷宗的複印件,一份一份地攤在桌上。辦公室里的老式電風扇吱吱呀呀地轉著,把紙張吹得微微翹起。他用手按住邊角,低頭看第一份。

  第一份,1984年秋天,佳木斯。死者周桂芝,四十五歲,退休工人,獨居。被人用圍巾勒死在自己家裡。門窗完好,沒有財物丟失。兇手留下了兩個菸頭,大前門牌子。案卷上有幾行手寫的批註,字跡潦草,寫著「死者女兒在外地工作,案發後趕回。鄰居稱案發前曾見陌生男子在樓下徘徊,穿深色衣服,未能看清面容。案子至今未破。」

  陸衛東把這份放在左手邊,翻開第二份。

  第二份,1984年冬天,齊齊哈爾。死者孫淑芳,四十一歲,小學教師,離異獨居。被人用領帶勒死在臥室里。門窗完好,沒有財物丟失。兇手同樣留下了菸頭,也是大前門。案卷里夾著一張現場照片,孫淑芳躺在床邊的地板上,脖子上的領帶還打著結。批註寫著:「死者女兒在哈爾濱讀大學,案發時在校。鄰居稱見過一陌生年輕男子在附近走動,穿白襯衫,戴帽子,身高約一米七五。」

  陸衛東的手指在「白襯衫、戴帽子」這幾個字上停了一下,然後翻開了第三份。

  第三份,1985年春天,哈爾濱。死者吳桂蘭,四十六歲,供銷社售貨員,寡居。被人用絲巾勒死在家中客廳。門窗完好,沒有財物丟失。現場提取到兩枚模糊的鞋印,沒有菸頭。批註里有一行字:「死者女兒在北京工作,案發後請假返回。走訪無果。」

  第四份,1985年秋天,牡丹江。死者李秀梅,四十四歲,無業,獨居。被人用領帶勒死在床上。門窗完好,沒有財物丟失。現場沒有提取到任何有價值的物證。批註寫得很簡單:「死者女兒在本地工作,案發後情緒崩潰,無法提供有效信息。案件無突破。」

  加上趙秀蘭,五起案子。五個女人,都是四十一到四十六歲之間,都是獨居,都是被人勒死在自己家裡。兇手都是敲門入室,門窗完好,沒有財物丟失,都沒有性侵痕跡。手法高度相似。

  陸衛東把五份卷宗並排擺著,從左到右一字排開,像五塊拼圖碎片。齊亮和雷明站在他身後,等著他開口。

  「大前門的菸頭出現在三起案子裡。」陸衛東指著佳木斯、齊齊哈爾和趙秀蘭的卷宗,「佳木斯有,齊齊哈爾有,趙秀蘭有。但哈爾濱和牡丹江那兩起沒有。」

  「可能是同一伙人,但有的人抽菸有的人不抽?」雷明提出猜測。

  「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伙人。」陸衛東靠回椅背上,電風扇的風吹過來,把紙張的邊緣吹得微微捲起,「我先說說我的看法。這五起案子表面上看很像,但有幾個地方對不上。第一,死者的年齡跨度不大,但職業差異很大——工人、教師、售貨員、攤販,沒有明顯的共同職業背景。第二,作案時間跨度三年,如果是一個人幹的,他三年只做了五起,頻率太低了。要麼他中間還有別的案子沒被發現,要麼他根本不是一個人。第三,菸頭的問題——如果是同一個兇手,他應該每次都抽菸,或者都不抽。但哈爾濱和牡丹江那兩起沒有菸頭。而且趙秀蘭這個案子,菸頭是留在茶几上的,說明他抽完煙、把菸頭按滅在菸灰缸里,甚至沒想過要帶走。而佳木斯的案子,菸頭是扔在地上踩滅的。處理方式不一樣。」

  齊亮點了點頭:「陸組長,我補充一點。從痕跡清理的程度來看,佳木斯和齊齊哈爾的現場,兇手清理得比較仔細。領帶上的指紋擦乾淨了,地面也拖過,客廳的抽屜雖然沒翻亂,但明顯是被人拉開來檢查過的——兇手在找什麼東西。而哈爾濱和牡丹江那兩起,清理得相對粗糙,更像是臨時起意。趙秀蘭的案子,介於兩者之間——清理了領帶上的指紋,但沒有處理菸頭。這有點矛盾。」

  「這恰恰說明問題。」陸衛東從抽屜里摸出煙盒,抽出一根點上,吸了一口,「如果他是有預謀的,他應該把所有痕跡都清理乾淨。但他漏了菸頭。如果他是一時慌亂,他應該留下更多痕跡。但他只漏了菸頭。這說明——他本來沒打算留下任何痕跡,但某個環節出了岔子,讓他不得不提前離開,忘了處理菸頭。」

  「所以他認識死者?」雷明問,「他本來準備待更久,但出了意外?」

  「有可能。」陸衛東吐出一口煙,「他敲門進去,死者給他開了門。他們坐下說話,他點了煙,準備等一個時機動手。但中間出了變故,他不得不提前動手,走的時候忘了處理菸頭。這個變故是什麼?是死者突然察覺了什麼?還是有人來了?」

  他站起來,走到窗前,推開窗戶。六月牡丹江的熱風裹著街上的塵土和汽油味灌進來,衝散了屋裡的煙氣。他背對著雷明和齊亮,看著樓下街道上稀疏的行人。

  「還有一種可能,」他轉過身來,「有人在模仿。第一起案子被報導了,有人看見了,然後照著做。但模仿者只學到了表面,沒學到精髓。所以有的案子留下了菸頭,有的沒有。有的清理了現場,有的沒有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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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雷明想了想:「那趙秀蘭的案子呢?她是被模仿的,還是原創的?」

  「不知道。所以才要查。」陸衛東坐回椅子上,掐滅菸頭,「雷明,你去一趟佳木斯,找當年辦案的民警聊聊,看看他們當年排查過什麼線索,有沒有什麼細節沒寫在卷宗里。齊亮,你去齊齊哈爾,做同樣的事。重點問兩件事:第一,案發前後,有沒有人在死者家附近見過一個年輕男人,穿白襯衫、戴帽子;第二,死者女兒的社會關係,當年查過沒有,有沒有什麼發現。」

  「明白。」兩人齊聲應道。

  當天下午,雷明和齊亮就出發了。

  陸衛東留在牡丹江,重新梳理趙秀蘭案的線索。他把孫隊長叫來,兩人坐在會議室的長桌前,桌上攤著趙秀蘭的社會關係表。孫隊長手裡捏著一支鉛筆,一邊聽陸衛東說話一邊在紙上勾畫。

  「趙秀蘭的社會關係,分三類。」陸衛東說,「第一,家人和親戚——她丈夫三年前病逝,她妹妹趙秀紅在紡織廠上班,女兒陳雪在哈爾濱師範大學讀書。第二,鄰居——她住的那棟樓是老小區,鄰居大多是老年人,平時來往不多。第三,菜市場——她在東安農貿市場賣菜,同一個攤位的同行有四五個,顧客流動性大。」

  孫隊長點頭:「前兩類我們都查過了,沒有可疑的人。菜市場那邊人多眼雜,還在查。」

  「有沒有人來買過菜,專門問過趙秀蘭的家庭情況?」

  孫隊長想了想:「有一個情況。菜市場一個賣豆腐的老太太說,半個月前,有個年輕男的來買過菜,在趙秀蘭的攤位前面站了一會兒,問她是不是陳雪她媽。趙秀蘭說是,那男的問了句『陳雪最近回來了沒』,趙秀蘭說沒有,那男的買了把蔥就走了。」

  「他長什麼樣?」

  「老太太說,年輕男的,穿白襯衫,戴著一頂帽子,帽檐壓得挺低,看不清臉。聲音挺年輕,像二十出頭。」

  陸衛東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。白襯衫,帽子,年輕男的。跟齊齊哈爾那起案子裡的目擊描述一樣。

  「他問的是陳雪。他認識陳雪,或者認識陳家的人。」陸衛東說,「陳雪在牡丹江一中讀的高中,她的同學、老師、朋友,都可能知道她家裡的情況。孫隊長,你去一趟牡丹江一中,找陳雪當年的班主任,要一份她畢業班的通訊錄。把所有同學的名字都記下來,重點查那些畢業後沒有去外地、留在牡丹江本地的男生。」

  孫隊長放下鉛筆,站起身來:「我這就去。」

  「等等。」陸衛東叫住他,「還有一件事。趙秀蘭死的那天晚上,她接了一個電話。號碼是公用電話,在牡丹江師範學院附近。查一下那個公用電話周圍的店鋪和住戶,看看有沒有人注意到什麼。」

  孫隊長點頭,快步走出去了。

  陸衛東一個人坐在會議室里。窗外的天已經擦黑了,室內的日光燈發出嗡嗡的響聲,照得白牆上的影子有些發虛。他把五份卷宗重新打開,從左到右擺成一排,從頭到尾一頁一頁地翻過去。

  他看著五張死者的照片,五個女人,年齡相仿,都穿著睡衣,都躺在自己家裡,脖子上的勒痕顏色相近,都在凌晨時分死去。他把她們女兒的名字寫在紙上:周桂芝的女兒王艷,孫淑芳的女兒劉婷,吳桂蘭的女兒張月,李秀梅的女兒黃玲,趙秀蘭的女兒陳雪。五個名字,五個家庭。她們的共同點,不僅僅是母親獨居,還有——女兒都不在家。

  他不完全確認這些案子是否真的有聯繫,但作案手法和部分細節的相似,加上「兇手/模仿者」在尋找不在家的女兒這一線索,讓這些案子的核心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。

  他點了一根煙,靠在椅背上,望著天花板發呆。兇手在找什麼?他找的是那些女兒嗎?為什麼?他認識她們,還是他只是隨機選擇了某個看起來像是獨居的、中年女人的家庭?

  他又掐滅了煙,拿起趙秀蘭的卷宗,翻到陳雪那一頁。陳雪,二十歲,牡丹江一中畢業,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大二學生,品學兼優,班主任評價「文靜、踏實、從不惹事」。

  他想,如果兇手的目標是陳雪,那兇手跟陳雪之間一定有過某種聯繫。也許他們認識,也許只是同校、同班,甚至只是擦肩而過的陌生人。但無論如何,只要兇手的眼光盯上了下一個家庭,他還會再有動作。

  陸衛東放下卷宗,把五份複印件收成一摞,用皮筋紮好。然後他站起身,走到窗前,看著窗外夜色下昏黃的路燈和黑下來的街巷。

  五天後,雷明和齊亮各自帶回了消息。

  「佳木斯那邊,當年的辦案民警退休了。」雷明坐在陸衛東對面,身上的汗味還沒散,臉色有些疲憊,「但他留了一份當年的走訪筆記。裡面有一句話,說有個鄰居在案發前看見一個年輕男的站在周桂芝家樓下,手裡拿著一張紙,像是在看地址。但沒看清紙上的內容,也沒看清那人的臉。」

  「紙?看地址?」陸衛東的眼神微微一亮,「什麼樣的紙?」

  「鄰居說不大,跟信紙差不多大,是對摺的。」

  陸衛東把這條線索記在本子上,轉頭看向齊亮。

  齊亮推了推眼鏡,翻開自己的筆記本:「齊齊哈爾那邊,孫淑芳的女兒在哈爾濱讀書,案發那年她剛考上大學。鄰居的說法跟佳木斯差不多——一個年輕男的,穿白襯衫,戴帽子,在樓下站了半個多小時。但跟佳木斯不同的是,有人聽見孫淑芳在案發前兩天跟鄰居提過一句:『有個男的打電話來找婷婷,我說她不在家,那人就沒再說什麼。』」

  「又是電話。」陸衛東的手指在桌上輕輕敲著,「先是電話,再到現場。兇手確認了女兒不在家,然後才動手。」

  「而且,」齊亮補充道,「孫淑芳跟鄰居說這話的時候,語氣是生氣的,說『不知道是什麼人,也不說名字,鬼鬼祟祟的』。」

  「這說明他打電話的時候沒有自報家門,也沒有說自己是誰。他是故意不讓對方知道他是誰。」陸衛東合上筆記本,站起身來。

  他走到窗前,把窗戶推開半扇。六月的熱風灌進來,帶著傍晚的蟬鳴聲和遠處廠區煙囪里的煤煙味。樓下街道上,一對年輕夫妻推著自行車走過,車筐里放著菜和汽水瓶子。

  他轉過身來,看著雷明和齊亮:「五起案子,雖然不完全是同一個兇手,但有一條線在串聯。有人模仿,有人在學習,有人在復刻。不管這些案子是不是同一人所為,它們都說明了一個問題——有人通過某種方式得到了這些家庭的地址和情況。地址不是憑空來的。」

  「會不會是某種通訊錄?」雷明問,「陳雪是高中生,孫淑芳的女兒也是剛上大學,她們可能都有手抄紀念冊,現在高中畢業很流行這個,上面一般都寫了家庭住址。」

  「也許。」陸衛東沒有立即下定論,但這條線索比他之前想的要更具體、更可查,「齊亮,你回去之後,把這五起案子涉及的所有受害人的女兒,全部列一份表。查她們在哪所學校讀書,哪一年畢業,畢業的時候有沒有發過同學錄或者通訊錄。重點查牡丹江一中和師範學院。孫隊長那邊已經去拿了,我們先等等他的消息。」

  齊亮點頭記下。

  陸衛東重新坐下來,拿起那根還沒點上的煙,在手裡轉了轉。兇手五年前、三年前、去年、現在,一直在不同的城市重複著類似的行為。他找的究竟是女兒們,還是她們的通訊錄?他手裡拿的那張紙,上面寫的又是什麼?

  他放下煙,翻開趙秀蘭卷宗里夾著的那張現場照片。領帶繞在趙秀蘭的脖子上,她穿著睡衣側臥在茶几與沙發之間,像是一個在入睡時被人奪去了呼吸的人。照片的角落,能看到茶几上那個搪瓷缸子,裡面還有半杯水。

  陸衛東看了一會兒,把照片翻過去,壓在了文件夾底下。

  他想,電話、地址、走訪、踩點、敲門……這一切都在指向一種極有耐心的犯罪。他有條理、有預謀,不慌不忙。他讓她們給他開了門,然後他坐下來,點了煙。他可能還跟她們聊了天——也許是在確認某些信息,也許是某種儀式。而她們全然不知。

  陸衛東低下頭,把煙點上,吸了一口。煙霧在日光燈下慢慢散開,落在那五份卷宗的封面上。

  他掐滅煙,站起來,把寫滿備註的筆記本合上,夾在腋下,往外走去。他知道,在通訊錄、同學錄這條線真正被打通之前,他只能先把這條線索咬住不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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