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6章 你到底還想不想要這個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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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老太太站在沙發前面,聽著她們的抱怨和哀求,嘴唇抿成了一條線,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上沒有憤怒,也沒有慌亂,只剩一種緩慢而沉重的疲憊。

  過了好一會兒她才開口,聲音乾澀:「我給老大打過電話了,他……沒接。」

  三個女人同時安靜了下來。

  劉蘭愣了一下,像是沒聽清:「什麼叫沒接?他掛您電話?」

  老太太沒有回答,只是慢慢坐回藤椅上,手指擱在扶手上,微微蜷曲著。

  那根藤條被她的手心和後背磨了很多年,已經變得光滑發亮,在傍晚的光線里泛著一層暗沉的光澤。

  吳美鳳又往前走了一步,聲音比剛才尖了一些:「媽,您再打一個試試?老大不可能不接您的電話,他再怎麼樣也不能不管自己親兄弟啊!」

  老太太抬眼看了她一眼,又垂下了目光,嘴唇微微翕動了一下:「他把我拉黑了。」

  三個女人面面相覷,屋子裡安靜了幾秒。王德芳最先反應過來,掏出手機說:「我打一個試試。」

  她撥了秦紹文的號碼,開了免提。

  響了一聲、兩聲、三聲,到第四聲的時候被掛斷了。

  她又撥了一次,這次直接就是「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」。

  她放下手機,抬頭看了老太太一眼,臉上的表情寫滿了「怎麼會這樣」的茫然和不安。

  劉蘭也掏出手機試著撥了一次,同樣的結果。

  吳美鳳第三個撥,照樣被掛斷。三個人輪番試了一遍,沒有一個能打通。

  那種感覺比直接被拒絕還要讓人心慌。

  拒絕至少還有一句話、一個理由,但沉默和掛斷意味著那邊的人根本就不想聽她們說什麼,連開口的機會都不給。

  這天晚上,趙玉芬那邊也炸了鍋。

  她弟弟趙建軍晚上八點多打來電話,聲音里的慌亂比白天更重了。

  「姐,公司那邊今天下午正式通知我了,說我那個崗位經審查不合格,要解除勞動合同。姐,這個工作可是你當初讓姐夫幫我安排的,現在說沒就沒了,你幫我去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啊!」

  趙玉芬握著手機聽弟弟說完,沉默了兩秒才回了一句:「行了,你先別急,我明天去找他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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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她掛了電話之後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,又翻了翻通訊錄,給她妹妹趙玉梅打了一個。

  電話響了很久才接,趙玉梅的聲音帶著一種強裝鎮定的緊繃。

  「姐,我們街道辦今天通知我,說要重新審核編制,我可能……不太符合條件。」

  趙玉芬聽到這句話的時候,攥著手機的手指收緊了一下。

  她妹妹在街道辦事處坐了三年閒職,每個月領四千多工資,實際上什麼活都不用干。

  這個位置當初是她找秦紹文安排的,如今也在被清理的範圍內。

  趙玉芬掛了電話之後在客廳里來回走了好幾趟。

  她不是那種遇事就慌的女人,這些年她管著家裡的財政大權,手裡攥著秦紹文的工資卡和積蓄,娘家那邊的人脈也全在她手上。

  她一直以為不管發生什麼事,只要秦紹文還是市長,這些牌就不會爛在手裡。

  可現在那個握著牌的人不接電話了。她攥著再多的牌也打不出去。

  當晚她又試著撥了三次秦紹文的號碼,每一次都是同樣的結果,響幾聲被掛斷,再撥就是忙音。

  她後來換了座機撥了一次,這次響了兩聲就被接起來了,但接電話的不是秦紹文,是他的秘書趙永年。

  趙永年的語氣客氣但帶著明顯的距離:「嫂子,秦市長正在開會,不方便接電話,您有什麼事需要我轉達嗎?」

  趙玉芬張了張嘴:「他什麼時候回來?」

  「這個我不太確定,秦市長最近工作安排比較緊。」

  趙玉芬握著聽筒沉默了幾秒:「那讓他有空了給我回個電話。」

  「好的,我一定轉達。」

  然後電話掛了。趙玉芬知道「轉達」這兩個字意味著什麼,意味著石沉大海,意味著那邊的人已經把她的電話全部屏蔽了,連秘書都在擋話。

  同一天晚上,秦家那邊的親戚網絡也徹底炸開了。

  秦建軍的幾個股東、王德貴下面的施工隊老闆、秦建國在城投公司帶進去的幾個自己人,全部在同一時間收到了類似的通知,要麼崗位被調整,要麼項目被叫停,要麼帳目被查封。

  消息像被捅破的馬蜂窩一樣在凌北市的利益圈子裡蔓延開來,人人自危。

  老太太的電話從傍晚開始就沒停過。

  舅家的表侄打了三個,說他的門面被消防查了。

  姨家的外甥打來兩個,說他在城投公司掛的那個閒職被要求限期離崗,連遠房堂弟都打了一個,說他承包的那個垃圾清運項目被市里叫停了,說合同不規範要重新招標。

  每一通電話的內容都差不多,有人動了他們的飯碗,而那個飯碗是靠著秦紹文的關係才端上的。

  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接了一通又一通,每接一個,臉上的皺紋就深一層。到最後她直接把手機翻了個面扣在桌面上,不接了。

  窗外的天已經黑透了,客廳里沒開燈,只有廚房和走廊透過來的微光。

  那把老藤椅上的人影蜷縮著,比平時小了一圈,像一個正在慢慢漏氣的氣球,癟了,軟了,沒有力氣再鼓起來了。

  而此時的林默,正坐在一輛黑色桑塔納的后座上,沿著通往凌北市最偏遠鄉鎮的國道平穩行駛。

  車已經開了將近兩個小時。後排座的空間不大,林默靠著車窗,看著窗外迅速掠過的田野和零星幾棟低矮的農房。

  前面那輛車開得不快不慢,保持著穩定的跟車距離,車頂上沒有掛任何公務標識,看起來就是兩輛不起眼的普通轎車。

  兩輛車,七個人。

  他這輛車上坐著他自己、司機、一個治安局的幹警和一個辦公室的老科員。前面那輛車上是秘書趙永年、另一個治安局的幹警和一個年輕的辦公室科員。輕車簡行,不顯眼,不張揚。

  他出發前沒有通知任何鄉鎮領導,沒有提前打招呼,沒有讓任何人準備接待。

  趙永年問他要不要發個通知,他說不用,到了再說。

  第一站是凌北市最偏遠的青石鎮。

  車在鎮上唯一一條主街上停下來的時候,太陽已經落到了山脊線以下,天邊還殘留著一線橘紅色的餘光。

  林默推門下車,深吸了一口鄉鎮傍晚的空氣。晚飯的炊煙從各家各戶的屋頂上升起來,混著泥土和牲畜的氣味,在灰藍色的暮色里緩緩散開。

  林默走在前面,趙永年跟在旁邊,其餘五個人散在幾步之外。他們沒有打燈,沒有拉橫幅,沒有前呼後擁,看起來就像幾個路過的外鄉人。

  他們沿著鎮子那條不足五百米的主街走了一遍。

  路邊的店鋪大多關了門,只有一家小賣部和一家修車鋪還亮著燈。修車鋪門口掛著一條髒兮兮的舊布簾,裡面透出一團昏黃的燈光。

  修車鋪老闆蹲在門口抽菸,看到一個穿深色夾克的中年男人走過來,旁邊還跟著幾個看著不像本地人的面孔,手裡那根煙停了一下,但沒有站起來。

  林默走到他面前蹲下來,目光跟老闆平齊:「老闆,問你個事。你們鎮上的路壞了多久了?就是進鎮那條主幹道,坑坑窪窪的那段。」

  老闆看了他一眼,又看了看他身後那幾個人,把煙從嘴裡取下來夾在指縫裡。

  「好幾年了,去年修過一次,修了不到一個月又爛了。說是質量不行,錢花了活沒幹好。」

  「修路的時候誰來驗收的?」

  「我哪知道,反正鎮上的幹部說是上面撥的錢,工程隊是縣裡找的。」老闆把菸灰彈在地上,語氣裡帶著一種對這些事的習以為常,「反正我們老百姓說了也不算,爛就爛著唄。」

  林默沒有再問,站起來朝老闆點了點頭:「謝了。」

  他轉身往前走的時候,那支煙還夾在老闆指縫裡沒有動。

  老闆看著那個穿深色夾克的背影走遠了,才把煙重新叼回嘴裡,吸了一口,煙霧在暮色里散開。

  林默走出十幾步之後偏頭對趙永年說了一句:「記一下,青石鎮那條進鎮公路,去年的維修驗收記錄,明天讓人調出來送到我桌上。我要看是誰簽的字、誰驗收的、工程隊是誰找的。」

  趙永年拿出筆記本刷刷記了兩筆,沒有多問。

  他們又往前走了一段,在小賣部門口停了一下。

  林默進去買了一瓶水,掃碼付錢的時候跟老闆娘聊了幾句。老闆娘說鎮上的自來水常年發黃,沉澱兩天才能用,問了鎮上幹部好多次,每次都說「正在爭取項目」。

  林默聽完之後沒有當場表態,出了小賣部之後對趙永年又說了一句:「青石鎮自來水的事也記上。」

  他們在青石鎮待了不到一個小時就上車走了,沒有驚動鎮上的任何幹部,沒有留下來吃飯,也沒有人送。

  後視鏡里,青石鎮的主街正在一點一點地變遠,那些低矮的房屋和漸漸亮起來的燈火像一幅被拉遠的舊畫。遠處山脊線上的最後一線光正在收攏,像是有人在天邊慢慢關上了一扇門。

  第二站是更遠的黃泥溝村。車開到村口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,村道上沒有路燈,只有幾戶人家的窗戶里透出零星的燈光。

  林默讓車停在村口,自己打著手電筒沿著村道走了一段,看到路邊堆著幾堆未完工的建築材料,鋼筋鏽跡斑斑,水泥袋被雨水泡過又曬乾,結成了一塊一塊的硬殼。

  旁邊一戶人家的門開著,一個穿著舊棉襖的老頭正坐在門檻上剝花生。

  林默蹲下來跟他聊了十幾分鐘。老頭說村里去年說要修一條排水渠,工程隊來挖了兩天就走了,再沒回來過,後來才知道上面撥的錢被挪去干別的了。

  林默聽完之後站起來,拍了拍膝蓋上的土,對趙永年說了第三句:「黃泥溝村那條排水渠的事,查一下經費去向。」

  那一夜他們沒有回城,在途中一個鎮上的小旅館住了下來。

  條件簡陋,床單洗得發白,衛生間的水壓不穩,洗澡水忽冷忽熱。林默沒有挑剔,洗了把臉就在床沿坐下來,翻開筆記本把當天看到的情況一條一條記下來。

  手機擱在床頭柜上,屏幕一直暗著。從出發到現在,他一個電話都沒接。

  第二天他們去了第三個鎮子。第三天又跑了兩個村。

  每到一處,林默都蹲下來跟老百姓聊天,問路況、問飲水、問學校的條件、問村裡的衛生室有沒有藥。他話不多,但每一句都問在點子上。趙永年的筆記本上記滿了人名、地名、事由和備註,每一頁都寫得密密麻麻。

  而凌北市那邊,秦家已經徹底亂了套。

  老三秦建國在第三天上午親自跑到市政府門口想找他哥,被門衛攔住了。

  門衛說市長不在辦公室,出差了。秦建國不信,在大門口站了快兩個小時,曬得滿頭是汗,又給老太太打了三個電話讓她再想想辦法。

  老二秦建軍還在治安局裡關著,劉蘭哭了好幾回,說託了關係去問,那邊回話是「案件正在偵辦中,請家屬耐心等待」。劉蘭急得直跺腳,說「耐心等待個屁,人都關進去了,等出來黃花菜都涼了」。

  趙玉芬也坐不住了。秦紹文不接電話,她只能去找老太太,兩人面對面坐了一個下午,說了不到十句話。

  老太太坐在藤椅上,雙手交握擱在膝蓋上,眼窩比前幾天深了一圈。趙玉芬坐在沙發上,手指無意識地絞著沙發墊的邊角,嘴唇抿得發白。

  兩人中間隔著一張茶几,誰也沒有開口提那個名字。茶几上那杯茶早就涼透了,誰也沒有去動。

  那些以前靠著秦紹文關係吃飯的親戚們,每天輪流往老太太家跑,有人帶著水果,有人空著手,都是來問同一件事。

  「老大到底什麼時候回來?」「你幫我打個電話行不行?」「我那邊真的撐不住了。」

  老太太的手機從早響到晚,她後來乾脆調成了靜音,翻面扣在茶几上。但那屏幕還是會亮,一條接一條地亮,像有人在外面不停地敲門,而她坐在屋裡,門鎖著,燈關著,誰也不想見。

  到了第四天,老太太終於拿起手機,給秦紹文發了一條簡訊。

  她打字慢,用了好幾分鐘,一行字刪了又打、打了又刪。

  最後發出去的是八個字:「你到底還想不想要這個家。」

  發完之後她盯著屏幕等了很久,直到屏幕自動暗下去,也沒有收到任何回復。

  她慢慢把手機放在茶几上,靠進藤椅里,閉上了眼睛。

  而另一邊,林默看到這條手機卻笑了。

  不好意思,他是真不想要了。

  林默在鄉鎮跑了五天,筆記本寫滿了大半個本子。

  第五天傍晚回到市裡的時候,他沒有回秦家,也沒有去顧瑤那裡,直接讓司機把車開到了信訪局門口。

  這會信訪局的門已經關了,值班室還亮著燈。

  林默走上前敲了敲窗戶,值班人員探頭出來一看是市長,整個人愣了一下,手忙腳亂地開了門。

  以前秦紹文來視察過,所以信訪局的人都認識市長。

  林默沒有多解釋,徑直走進信訪局那間堆滿檔案盒的接待室,讓值班人員把近半年受理但尚未辦結的信訪件全部搬出來,還特意叮囑不要通知其他人。

  他特意晚上來,就是為了看到最真實的一面,免得有人在裡面搞鬼。

  值班人員硬著頭皮抱了三摞檔案盒放在桌上,不敢有什么小動作。

  林默坐下來,打開體質增幅,一本一本翻過去。

  他先翻到的是幾份拆遷補償糾紛,然後是土地承包爭議,再往下是一堆鄰里矛盾調解。

  這些東西雖然瑣碎,但至少還有人在走流程、有人在處理。

  林默翻得很快,把那些需要轉辦或者督辦的分門別類放好。

  翻到第二摞中間的時候,他的手指停了下來。

  那是一個牛皮紙檔案袋,邊角已經磨得發毛,封面上用黑色記號筆寫著「楊德福案·信訪覆核申請」幾個字,筆跡潦草,一看就不是正規公文格式,更像是有人自己寫好貼上去的。

  檔案袋底部有幾塊深色的水漬痕跡,紙張在潮濕的環境裡放了太久,邊緣已經微微捲曲發黃。

  林默打開檔案袋,裡面是一沓手寫的材料,紙張有大有小,有信紙、有作業本紙,甚至還有一張裁得不太齊的香菸盒紙背面也寫了字,藍色原子筆、黑色水筆、鉛筆混著用。

  字跡歪歪扭扭,但一筆一划都寫得很用力,紙面上留著一道道凹痕。

  最上面一封申訴信是用練習本紙寫的,紙頁上還殘留著幾道被橡皮擦過的痕跡,像是寫過又改了幾次。

  林默從第一頁開始往下看,越看眉頭越緊。

  平橋鎮,2009年冬天。

  村里一個獨居老人在自家院子裡被人用鈍器擊打頭部致死。

  治安局立案偵查,為了儘快破案、應對上面的年度考核指標,辦案壓力層層傳導下來。

  偵查初期線索少得可憐。案發地偏僻,沒有監控,沒有目擊者看見案發經過,走訪了幾十戶人家也沒問出什麼名堂來。

  局長拍了桌子,說「年底之前必須拿下」,底下的人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拱。

  辦案民警重新梳理了走訪記錄,翻來覆去地看那些潦草的字跡,最後注意到一條不起眼的線索,有人看見楊德福在案發前幾天去找過那個老人,在門口站了一會兒,後來走了,具體說了什麼、待了多久,沒人留意。

  就是這條線索,成了當時唯一的突破口。

  楊德福三十五歲,智力有些問題,村里人都說他「腦子不太靈光」,說話慢半拍,平時靠幫人干點零活過活,不偷不搶,誰家丟東西都不會懷疑到他頭上。但治安局查了一圈沒有別的嫌疑人,就把楊德福列為主攻對象。

  理由很簡單,他去找過老人,而且他「腦子不好使」,這種人最好突破。

  審訊的時候上了「手段」,連續審了十幾個小時,不讓睡覺、不讓喝水,辦案的人輪番上陣反覆問同一句話,「是不是你乾的?」還誘導他說「承認了就輕判,不承認就重判」。

  楊德福根本搞不清楚那些話是什麼意思,被問得暈頭轉向,最後稀里糊塗地在筆錄上按了手印,認了罪。

  可他連兇器長什麼樣都說不清楚。

  問他用什麼東西砸的,他一會兒說「棍子」,一會兒說「石頭」,一會兒說「鋤頭」,每次說的都不一樣,同一個問題被問了七八遍,答案沒有一次重合過。

  現場採集到的物證和楊德福之間也沒有任何能匹配上的直接證據,沒有指紋,沒有DNA,沒有目擊證人證明他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。

  那條「他去找過老人」的線索,充其量只能證明他去過那戶人家門口,跟殺人之間隔著十萬八千里。

  整份卷宗里唯一的「證據」就是楊德福那份前言不搭後語的口供,再加上那條本來就站不住腳的線索,以及幾份辦案人員自己寫的、互相印證的情況說明。

  就憑這些東西,法院判了楊德福故意殺人罪,十五年有期徒刑。

  案子判了之後,楊德福的哥哥楊德明一直在替他申訴。

  楊德明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人,初中沒畢業,寫東西也費勁,但他跑遍了能跑的地方。

  他找到了一戶人家的證詞,案發當天下午,楊德福在他家幫忙修屋頂,從下午兩點一直干到天黑,那戶人家一家三口都能作證。

  他還找到了鎮上一個賣豆腐的小販,說那天傍晚在村口見過一個陌生男人騎著摩托車往案發現場方向去,身形跟楊德福完全不一樣。

  這些材料楊德明一式三份,一份寄給了法院,一份寄給了檢察院,一份寄到了市信訪局。

  法院的回覆是「申訴理由不充分,不足以啟動再審」。檢察院的回覆是「該案已生效判決,建議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申請」。只有信訪局這邊把材料收了進來,登記編號,然後塞進了檔案盒裡。

  這一塞就是兩年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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