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8章 黑夜與黎明（上）
2008年7月14日，星期一。凌晨三點。
華盛頓特區，憲法大道。
美聯儲總部大樓在七月的夜色里像一座熄了火的神殿。廊柱的輪廓被路燈勾出冷白色的邊，其餘的部分沉在黑暗中。
主樓二層，只有一間辦公室還亮著燈。桌上那盞銅底的檯燈的光圈剛好覆蓋住桌面和桌前那個人的上半身。
本·伯南克坐在那個光圈裡。
他的眼鏡推到額頭上，露出的眼睛布滿紅血絲——連續很多天睡眠不足之後積累下來的、深入毛細血管的疲憊。
桌上攤著兩樣東西。
左邊是一份美聯儲內部的金融穩定監測日報，今天下午五點由工作人員送進來的。
日報的第三頁用紅色標註了兩個數字：房利美五年期CDS利差148個基點，房地美152個基點。四天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87和91。
右邊是一份已經被翻過很多次的列印稿，紙的邊角有些捲曲，頁邊留著鉛筆划過的淡灰色痕跡。
遠星資本的公開信。
伯南克的目光沒有落在其中任何一份上。他盯著的是桌面上兩份文件之間的那段空白——淺色的橡木台面，檯燈的光在上面投出一個橢圓形的暖黃色區域，邊緣漸漸過渡到陰影。
他在想下午的那通電話。
準確說是昨天下午。星期天。保爾森從華盛頓的家裡打過來的。
保爾森打電話的時候，伯南克能聽到背景里有微弱的電視聲音——大概是CNN或者哪個新聞台在循環播放帕薩迪納排隊的畫面。保爾森沒有關掉它。也許是忘了，也許是覺得無所謂。
通話持續了大約四十分鐘。大部分時間是保爾森在說。
保爾森說話的方式和他在高盛時沒什麼區別。直接，快速，每一句話的結構都像是被提前編輯過的，沒有冗餘的修飾詞，沒有"我覺得"或者"也許"這種留餘地的措辭。
他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，最後八年是CEO。
那種"我說的就是結論"的語氣已經長進他的聲帶里了。
他說他準備正式向國會提交一份緊急立法請求。要求國會授權財政部對房利美和房地美進行無限額的資本注入，並在必要時獲得直接接管的權力。
他管這個叫"火箭筒"。
"本，你想想看。"
保爾森在電話里說，語速比平常稍微快了一點。這是伯南克認識他兩年多以來學會辨認的為數不多的情緒信號之一。
保爾森語速加快，意味著他不是在討論，是在推銷。
伯南克當時沒有立刻回應。
他在聽筒這一端沉默了大約五六秒。
對於一通兩個最高級別經濟決策者之間的電話來說，五六秒的沉默已經足夠傳遞很多信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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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爾森也沒有催他。保爾森知道伯南克的習慣。
這個前普林斯頓教授在開口之前，總是需要把想法在腦子裡過完一整圈。
"漢克，"
伯南克最終開口的時候，聲音比保爾森輕了很多，語速也慢得多，像是在課堂上回應一個學生提出的方案——不完是否定，但在肯定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前提條件檢查一遍。
"邏輯上我同意。威懾策略在很多情境下是有效的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但威懾有一個前提。"
"什麼前提？"
"對方得相信你會用。"
電話那頭安靜了一秒。
"如果你掏出火箭筒，市場看了看，然後判斷你不會真的扣扳機——因為政治上的代價太大，因為國會不支持，因為大選年沒人想碰這個燙手山芋——"
伯南克沒有把這句話說完。
保爾森聽得懂未完成的句子。
兩個人在過去一年半里已經打了幾百通電話，已經在無數個凌晨討論過無數個不能公開說出口的假設，已經形成了一種不需要把每個詞都念出來的溝通效率。
保爾森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大約三秒。然後他說了一句話。
"本，我不是在討論要不要做。我是在告訴你我要做了。我們沒什麼更好的辦法。"
伯南克記得自己聽到這句話時的感受。
不是反對，不是贊同，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——一種"我知道你可能是對的，但我沒有辦法確定你是對的，而你已經不打算等我確定了"的感受。
保爾森掛電話之前說了最後一句："我明天會在電視上提這個。你不需要配合表態，但也別唱反調。"
伯南克說了"好"。
就一個字。
然後電話掛了。
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。
現在是凌晨三點。距離那通電話過去了大約十二個小時。
伯南克在這十二個小時裡做了什麼呢？他參加了一個關於社區再投資法案修訂的內部會議（走神了三次），簽署了兩份例行的監管備忘錄（簽名潦草得連他自己都不認識），在食堂吃了一份不記得什麼味道的三明治，然後回到辦公室，關上門，從抽屜里重新翻出了遠星的公開信。
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讀它了。
第一次是一周前，助理在簡報里附上的，鉛筆注釋"近期市場關注度最高的非官方文件"。
當時他給它歸了個類——對沖基金的市場觀點，判斷激進，不構成政策參考，然後就把它掃到了一邊。
沒過幾天，IndyMac倒了。然後兩房的CDS利差四天翻倍。
現在他在凌晨三點重新讀這封信，讀到的東西和一周前完全不同。
不是因為信的內容變了。信的內容一個字都沒變。
是因為他自己變了。
一周前他讀這封信，關注的是"這個人說的對不對"。答案是大部分對。商業地產的估值泡沫，Level 3資產的不透明，短期融資結構的脆弱性——這些判斷他自己的團隊也在內部報告裡得出過類似的結論。
但"對不對"不是重點。重點從來都不是對不對。
華盛頓特區，憲法大道。
美聯儲總部大樓在七月的夜色里像一座熄了火的神殿。廊柱的輪廓被路燈勾出冷白色的邊，其餘的部分沉在黑暗中。
主樓二層，只有一間辦公室還亮著燈。桌上那盞銅底的檯燈的光圈剛好覆蓋住桌面和桌前那個人的上半身。
本·伯南克坐在那個光圈裡。
他的眼鏡推到額頭上，露出的眼睛布滿紅血絲——連續很多天睡眠不足之後積累下來的、深入毛細血管的疲憊。
桌上攤著兩樣東西。
左邊是一份美聯儲內部的金融穩定監測日報，今天下午五點由工作人員送進來的。
日報的第三頁用紅色標註了兩個數字：房利美五年期CDS利差148個基點，房地美152個基點。四天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87和91。
右邊是一份已經被翻過很多次的列印稿，紙的邊角有些捲曲，頁邊留著鉛筆划過的淡灰色痕跡。
遠星資本的公開信。
伯南克的目光沒有落在其中任何一份上。他盯著的是桌面上兩份文件之間的那段空白——淺色的橡木台面，檯燈的光在上面投出一個橢圓形的暖黃色區域，邊緣漸漸過渡到陰影。
他在想下午的那通電話。
準確說是昨天下午。星期天。保爾森從華盛頓的家裡打過來的。
保爾森打電話的時候，伯南克能聽到背景里有微弱的電視聲音——大概是CNN或者哪個新聞台在循環播放帕薩迪納排隊的畫面。保爾森沒有關掉它。也許是忘了，也許是覺得無所謂。
通話持續了大約四十分鐘。大部分時間是保爾森在說。
保爾森說話的方式和他在高盛時沒什麼區別。直接，快速，每一句話的結構都像是被提前編輯過的，沒有冗餘的修飾詞，沒有"我覺得"或者"也許"這種留餘地的措辭。
他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，最後八年是CEO。
那種"我說的就是結論"的語氣已經長進他的聲帶里了。
他說他準備正式向國會提交一份緊急立法請求。要求國會授權財政部對房利美和房地美進行無限額的資本注入，並在必要時獲得直接接管的權力。
他管這個叫"火箭筒"。
"本，你想想看。"
保爾森在電話里說，語速比平常稍微快了一點。這是伯南克認識他兩年多以來學會辨認的為數不多的情緒信號之一。
保爾森語速加快，意味著他不是在討論，是在推銷。
伯南克當時沒有立刻回應。
他在聽筒這一端沉默了大約五六秒。
對於一通兩個最高級別經濟決策者之間的電話來說，五六秒的沉默已經足夠傳遞很多信息了。
【記住本站域名𝔗𝔚看書網→𝔰𝔥𝔲.𝔱𝔴】
保爾森也沒有催他。保爾森知道伯南克的習慣。
這個前普林斯頓教授在開口之前，總是需要把想法在腦子裡過完一整圈。
"漢克，"
伯南克最終開口的時候，聲音比保爾森輕了很多，語速也慢得多，像是在課堂上回應一個學生提出的方案——不完是否定，但在肯定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前提條件檢查一遍。
"邏輯上我同意。威懾策略在很多情境下是有效的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但威懾有一個前提。"
"什麼前提？"
"對方得相信你會用。"
電話那頭安靜了一秒。
"如果你掏出火箭筒，市場看了看，然後判斷你不會真的扣扳機——因為政治上的代價太大，因為國會不支持，因為大選年沒人想碰這個燙手山芋——"
伯南克沒有把這句話說完。
保爾森聽得懂未完成的句子。
兩個人在過去一年半里已經打了幾百通電話，已經在無數個凌晨討論過無數個不能公開說出口的假設，已經形成了一種不需要把每個詞都念出來的溝通效率。
保爾森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大約三秒。然後他說了一句話。
"本，我不是在討論要不要做。我是在告訴你我要做了。我們沒什麼更好的辦法。"
伯南克記得自己聽到這句話時的感受。
不是反對，不是贊同，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——一種"我知道你可能是對的，但我沒有辦法確定你是對的，而你已經不打算等我確定了"的感受。
保爾森掛電話之前說了最後一句："我明天會在電視上提這個。你不需要配合表態，但也別唱反調。"
伯南克說了"好"。
就一個字。
然後電話掛了。
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。
現在是凌晨三點。距離那通電話過去了大約十二個小時。
伯南克在這十二個小時裡做了什麼呢？他參加了一個關於社區再投資法案修訂的內部會議（走神了三次），簽署了兩份例行的監管備忘錄（簽名潦草得連他自己都不認識），在食堂吃了一份不記得什麼味道的三明治，然後回到辦公室，關上門，從抽屜里重新翻出了遠星的公開信。
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讀它了。
第一次是一周前，助理在簡報里附上的，鉛筆注釋"近期市場關注度最高的非官方文件"。
當時他給它歸了個類——對沖基金的市場觀點，判斷激進，不構成政策參考，然後就把它掃到了一邊。
沒過幾天，IndyMac倒了。然後兩房的CDS利差四天翻倍。
現在他在凌晨三點重新讀這封信，讀到的東西和一周前完全不同。
不是因為信的內容變了。信的內容一個字都沒變。
是因為他自己變了。
一周前他讀這封信，關注的是"這個人說的對不對"。答案是大部分對。商業地產的估值泡沫，Level 3資產的不透明，短期融資結構的脆弱性——這些判斷他自己的團隊也在內部報告裡得出過類似的結論。
但"對不對"不是重點。重點從來都不是對不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