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三章 雜活
酒單掛出去的第二十天，來的人已經不再只是點「黃酒」「燒酒」那麼簡單了。
那天上午，沈月正在擦櫃檯，門被推開了。進來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，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罩衫，頭髮在腦後挽了一個很小的髻，用一根黑鐵絲別著。她個子不高，肩背卻挺得很直，進門之後先站在門口看了一圈，目光在方遠、小六、沈月身上各停了一下，最後落在櫃檯後面的我臉上。
「掌柜的？」她的聲音不低，帶著一點蘇北口音，尾音往上挑。
「是。」
「我聽說你這裡能找人幫忙做事。」
「做什麼事？」
她從布罩衫的內兜里摸出一隻小布包，打開來，裡面是一隻銅頂針、一卷白線和一張疊好的手帕。她把手帕打開，裡面包著一張極小的紙條，上面寫著一個地址。
「我兒子住在法租界，這半個多月沒有消息了。我托人去問過一次，房東說他搬走了，但沒說搬到哪裡。我找人去打聽，花了兩塊錢，什麼也沒打聽出來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你這裡能找人做事，按酒單點就行。」她從布罩衫兜里摸出幾張皺巴巴的毛票放在櫃檯上。「我錢不多，就這些。夠不夠點一壺黃酒？」
我低頭看了看那幾張毛票，加起來不過兩塊出頭。黃酒一壺的價位是五到十塊，不夠。但老太太的來意跟常規的委託不一樣——她不是來發活的人，她只是想知道兒子去了哪裡。
「夠了。」我說。「你兒子叫什麼？以前住哪裡？」
「叫陳阿林。以前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一百八十弄三號。他在一家印刷所做工，做裝訂的。他平時每個周末回來看我一次，已經三個禮拜沒來了。」
印刷所。法租界。這兩個詞讓我心裡動了一下。之前那樁印刷所的活是確認貨物還在不在，現在這樁是找一個人，而這個人也是在印刷所做工的。
「你兒子的印刷所在哪條路上？」
「霞飛路南段一條支弄里。他說鋪面不大，門口掛著一塊木牌，寫著『信義印務』。」
信義印務。之前那樁確認印刷所貨物還在不在的活，去的也是霞飛路南段的一間印刷所。但之前那間印刷所的委託是確認貨物有沒有被搬走，沒有提到印刷所的名字。兩樁活可能是同一間，也可能是不同的兩間。不管是哪一種，都值得去查一查。
「你先回去，過三天再來。有消息我讓人告訴你。」
老太太走了之後，我把那幾張毛票收進抽屜里，把紙條上的地址和名字記在腦子裡。小六從櫃檯側面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。「林北，那間印刷所是不是之前方遠去過的？」
「可能是。也可能是另一間。」
「那我去看看？」
「明天上午。你去霞飛路一百八十弄，看看三號那間房子現在住的是誰。不要進弄堂，在弄堂對面的街面上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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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。」
下午又來了一個人，是個年輕男人，二十出頭，瘦高個，穿一件舊學生裝，袖口磨破了，用同色的線縫過，針腳歪歪扭扭的。他進門之後沒有看酒單，直接走到櫃檯前面，兩隻手撐著台面，聲音壓得很低：「掌柜的，我有個事。我妹妹在法租界一間診所里做護士。診所最近換了老闆，新來的那個老闆不太正經——他讓護士們晚上加班，加完班之後不讓回家，鎖在診所里。我妹妹已經三天沒有回家了。我去看過一次，門衛不讓我進去。我找過巡捕房，巡捕房說『沒有證據』。我聽說你這裡能找人幫忙。」
「你妹妹叫什麼？」
「趙小蘭。診所叫『仁濟診所』，在霞飛路和麥邊路交叉口往南。門面不大，兩層樓，一樓是診室，二樓是病房和宿舍。」
「你多久沒有見到她了？」
「三天前她托人帶了一張紙條出來，說『一切都好，不要來找我』。但那張紙條是別人代筆的——筆跡不是她的。我認得她的字。」
這個人在說「筆跡不是她的」的時候，聲音壓得很低但很緊，兩隻撐在櫃檯上的手指節微微發白。我看了他一眼。他今年大概二十出頭，臉上帶著一種被反覆推拒之後仍然不肯放棄的執拗。
「你先回去。明天下午再來一趟。」
他點了點頭，轉身走了。他出門的時候沒有回頭，步子很快，像在怕自己走慢了就會被什麼人追上來。
兩樁活放在一起——一個老太太找兒子，一個年輕人找妹妹。兩樁活都不大，酬金也少，嚴格來說不符合酒單上「黃酒一壺」的價位。但它們都是「確認一個人還在不在」的性質，只需要有人去看一眼，回來報告就行。不需要動手，不需要動刀。
我決定把它們交給外面接活的人做。劉阿四上次帶了他那個姓馬的工友來，兩個人配合得不錯。但這樁活比較簡單，一個人就夠了。我讓方遠去了一趟巨鹿路南段，找到劉阿四常待的那間茶館，把兩樁活的內容告訴了他。他接下了老太太那樁——去找陳阿林。另一樁年輕男人找妹妹的活，我讓老吳去。老吳在巡捕房幹過六年，看人認人是他的本行，而且診所那種地方，穿灰夾克的中年人進去不會引起太大注意。
劉阿四當天下午就回了話。他去了霞飛路一百八十弄三號，在弄堂對面的街面上站了大約一刻鐘。三號那間房子現在住的是一個年輕女人，二十六七歲，白天在家，傍晚出門，出門的時候拎著一隻布包，朝靜安寺路的方向走。劉阿四跟了她一段，看見她進了一間裁縫鋪，在鋪子裡跟人說了幾句話就出來了。他問了弄堂口賣煙的老頭，老頭說「以前住三號的那個男的搬走了，搬走之前跟房東吵了一架，好像是因為欠了房租。搬到哪裡去了不知道」。劉阿四又問了旁邊幾戶鄰居，其中一戶說「好像聽說搬到虹口那邊去了，具體哪裡不清楚」。
老吳那邊也回了話。他去了仁濟診所，以「替人打聽藥品價格」的名義進了門，在一樓診室里跟藥房的人搭了幾句話。他觀察到的情況是——診所里確實有護士，二樓宿舍的窗戶拉著窗簾，但能看見裡面有人影走動。他離開的時候，二樓有一扇窗戶的窗簾被拉開了一小角，露出一張年輕女人的臉，很快又合上了。老吳說：「如果那個年輕人說的妹妹在裡面，她確實還被關著。但診所是正規掛牌的，不能硬闖。需要找一個別的由頭進去。」
我把兩樁活的進展放在一起想了想。老太太的兒子搬去了虹口，年輕男人的妹妹被關在診所里。兩樁活都需要進一步確認具體位置和狀態，但都不涉及暴力手段，只需要再盯一盯。
第二天下午，來了第三樁活。這樁活跟前面兩樁都不一樣。
進來的是一個穿灰西裝的年輕人，三十歲上下，頭髮梳得很整齊，皮鞋擦得發亮。他進門之後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，點了一壺花雕。花雕是二十到五十塊的級別。我端酒過去的時候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，聲音壓得很低：「掌柜的，我有一樁私事想找人幫忙。不要殺人，不要傷人。我只是需要一個人幫我送一樣東西。」
「送什麼？」
「一封信。送到法租界一間公寓裡。收信人是一個女人。信的內容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信必須交到她手裡，不能讓別人看到，也不能讓別人知道是誰送去的。」
「什麼時候要送？」
「明天晚上。她每天晚上八點左右回家。你讓人在她到家之前把信塞進門縫裡就行。不用見面，不用等她回來。」
「出多少？」
「二十五。」
「留地址。」
他從口袋裡摸出一隻信封放在桌面上，信封已經封好了，封口壓著一枚很小的蠟印。「信在這裡。地址寫在信封背面。不要拆。」
我把信封收進櫃檯暗格里。他喝完那壺花雕之後站起來走了。他走的時候步子很輕，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幾乎沒有聲響。
那天傍晚，酒館打烊之後，我把今天收到的三樁活在心裡過了一遍。一樁是找兒子，一樁是確認被關的護士，一樁是送一封不讓人看到的信。三樁活都不大，都不涉及暴力，但都需要有人去做，而且做的人不能是自己人。這就是北巷酒館正在變成的東西——它不再只是「接活」和「發活」的地方，它開始成為一種中間的過濾層。來的人帶來各種需求，有的簡單有的複雜，有的需要動手有的只需要跑腿。接活的人按單接，做完回來交差。中間的篩洗、配對、驗證、結算，全部由我經手。
我把三樁活的內容分別寫在三張紙條上，放進木匣的不同隔層里。然後吹滅煤油燈，走進後屋。小六已經睡著了，蜷在牆角的舊棉襖上，呼吸均勻。我躺下來，把右手伸到窗口方向。月光落在手背那道彎月形的疤上，安靜地停著。
北巷酒館的架子上擺著四種酒。每天有人推門進來點酒，有人從架子上把酒端走，有人把酒喝完留下銅板和一張紙條。桌子還是那兩張桌子，櫃檯還是那個櫃檯。但底下的東西已經比表面上多出了很多——更多的紙條，更多的地址，更多的名字，更多的「確認」和「執行」。這些東西在櫃檯的抽屜里、在架子後面的木匣里、在每個人的腦子裡一層一層地疊加著。
窗外的風還在吹。梧桐枝丫在風裡輕輕磕著牆壁，極輕的，一下一下。
（第四十三章完）
那天上午，沈月正在擦櫃檯，門被推開了。進來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，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罩衫，頭髮在腦後挽了一個很小的髻，用一根黑鐵絲別著。她個子不高，肩背卻挺得很直，進門之後先站在門口看了一圈，目光在方遠、小六、沈月身上各停了一下，最後落在櫃檯後面的我臉上。
「掌柜的？」她的聲音不低，帶著一點蘇北口音，尾音往上挑。
「是。」
「我聽說你這裡能找人幫忙做事。」
「做什麼事？」
她從布罩衫的內兜里摸出一隻小布包，打開來，裡面是一隻銅頂針、一卷白線和一張疊好的手帕。她把手帕打開，裡面包著一張極小的紙條，上面寫著一個地址。
「我兒子住在法租界，這半個多月沒有消息了。我托人去問過一次，房東說他搬走了，但沒說搬到哪裡。我找人去打聽，花了兩塊錢，什麼也沒打聽出來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你這裡能找人做事，按酒單點就行。」她從布罩衫兜里摸出幾張皺巴巴的毛票放在櫃檯上。「我錢不多，就這些。夠不夠點一壺黃酒？」
我低頭看了看那幾張毛票，加起來不過兩塊出頭。黃酒一壺的價位是五到十塊，不夠。但老太太的來意跟常規的委託不一樣——她不是來發活的人，她只是想知道兒子去了哪裡。
「夠了。」我說。「你兒子叫什麼？以前住哪裡？」
「叫陳阿林。以前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一百八十弄三號。他在一家印刷所做工，做裝訂的。他平時每個周末回來看我一次，已經三個禮拜沒來了。」
印刷所。法租界。這兩個詞讓我心裡動了一下。之前那樁印刷所的活是確認貨物還在不在，現在這樁是找一個人，而這個人也是在印刷所做工的。
「你兒子的印刷所在哪條路上？」
「霞飛路南段一條支弄里。他說鋪面不大，門口掛著一塊木牌，寫著『信義印務』。」
信義印務。之前那樁確認印刷所貨物還在不在的活，去的也是霞飛路南段的一間印刷所。但之前那間印刷所的委託是確認貨物有沒有被搬走，沒有提到印刷所的名字。兩樁活可能是同一間，也可能是不同的兩間。不管是哪一種，都值得去查一查。
「你先回去，過三天再來。有消息我讓人告訴你。」
老太太走了之後，我把那幾張毛票收進抽屜里，把紙條上的地址和名字記在腦子裡。小六從櫃檯側面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。「林北，那間印刷所是不是之前方遠去過的？」
「可能是。也可能是另一間。」
「那我去看看？」
「明天上午。你去霞飛路一百八十弄，看看三號那間房子現在住的是誰。不要進弄堂，在弄堂對面的街面上看。」
（由於緩存原因，請用戶直接瀏覽器訪問 追書神器 TW 看書網，𝑠ℎ𝑢.𝑡𝑤隨時讀 網站，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）
「好。」
下午又來了一個人，是個年輕男人，二十出頭，瘦高個，穿一件舊學生裝，袖口磨破了，用同色的線縫過，針腳歪歪扭扭的。他進門之後沒有看酒單，直接走到櫃檯前面，兩隻手撐著台面，聲音壓得很低：「掌柜的，我有個事。我妹妹在法租界一間診所里做護士。診所最近換了老闆，新來的那個老闆不太正經——他讓護士們晚上加班，加完班之後不讓回家，鎖在診所里。我妹妹已經三天沒有回家了。我去看過一次，門衛不讓我進去。我找過巡捕房，巡捕房說『沒有證據』。我聽說你這裡能找人幫忙。」
「你妹妹叫什麼？」
「趙小蘭。診所叫『仁濟診所』，在霞飛路和麥邊路交叉口往南。門面不大，兩層樓，一樓是診室，二樓是病房和宿舍。」
「你多久沒有見到她了？」
「三天前她托人帶了一張紙條出來，說『一切都好，不要來找我』。但那張紙條是別人代筆的——筆跡不是她的。我認得她的字。」
這個人在說「筆跡不是她的」的時候，聲音壓得很低但很緊，兩隻撐在櫃檯上的手指節微微發白。我看了他一眼。他今年大概二十出頭，臉上帶著一種被反覆推拒之後仍然不肯放棄的執拗。
「你先回去。明天下午再來一趟。」
他點了點頭，轉身走了。他出門的時候沒有回頭，步子很快，像在怕自己走慢了就會被什麼人追上來。
兩樁活放在一起——一個老太太找兒子，一個年輕人找妹妹。兩樁活都不大，酬金也少，嚴格來說不符合酒單上「黃酒一壺」的價位。但它們都是「確認一個人還在不在」的性質，只需要有人去看一眼，回來報告就行。不需要動手，不需要動刀。
我決定把它們交給外面接活的人做。劉阿四上次帶了他那個姓馬的工友來，兩個人配合得不錯。但這樁活比較簡單，一個人就夠了。我讓方遠去了一趟巨鹿路南段，找到劉阿四常待的那間茶館，把兩樁活的內容告訴了他。他接下了老太太那樁——去找陳阿林。另一樁年輕男人找妹妹的活，我讓老吳去。老吳在巡捕房幹過六年，看人認人是他的本行，而且診所那種地方，穿灰夾克的中年人進去不會引起太大注意。
劉阿四當天下午就回了話。他去了霞飛路一百八十弄三號，在弄堂對面的街面上站了大約一刻鐘。三號那間房子現在住的是一個年輕女人，二十六七歲，白天在家，傍晚出門，出門的時候拎著一隻布包，朝靜安寺路的方向走。劉阿四跟了她一段，看見她進了一間裁縫鋪，在鋪子裡跟人說了幾句話就出來了。他問了弄堂口賣煙的老頭，老頭說「以前住三號的那個男的搬走了，搬走之前跟房東吵了一架，好像是因為欠了房租。搬到哪裡去了不知道」。劉阿四又問了旁邊幾戶鄰居，其中一戶說「好像聽說搬到虹口那邊去了，具體哪裡不清楚」。
老吳那邊也回了話。他去了仁濟診所，以「替人打聽藥品價格」的名義進了門，在一樓診室里跟藥房的人搭了幾句話。他觀察到的情況是——診所里確實有護士，二樓宿舍的窗戶拉著窗簾，但能看見裡面有人影走動。他離開的時候，二樓有一扇窗戶的窗簾被拉開了一小角，露出一張年輕女人的臉，很快又合上了。老吳說：「如果那個年輕人說的妹妹在裡面，她確實還被關著。但診所是正規掛牌的，不能硬闖。需要找一個別的由頭進去。」
我把兩樁活的進展放在一起想了想。老太太的兒子搬去了虹口，年輕男人的妹妹被關在診所里。兩樁活都需要進一步確認具體位置和狀態，但都不涉及暴力手段，只需要再盯一盯。
第二天下午，來了第三樁活。這樁活跟前面兩樁都不一樣。
進來的是一個穿灰西裝的年輕人，三十歲上下，頭髮梳得很整齊，皮鞋擦得發亮。他進門之後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，點了一壺花雕。花雕是二十到五十塊的級別。我端酒過去的時候他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，聲音壓得很低：「掌柜的，我有一樁私事想找人幫忙。不要殺人，不要傷人。我只是需要一個人幫我送一樣東西。」
「送什麼？」
「一封信。送到法租界一間公寓裡。收信人是一個女人。信的內容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信必須交到她手裡，不能讓別人看到，也不能讓別人知道是誰送去的。」
「什麼時候要送？」
「明天晚上。她每天晚上八點左右回家。你讓人在她到家之前把信塞進門縫裡就行。不用見面，不用等她回來。」
「出多少？」
「二十五。」
「留地址。」
他從口袋裡摸出一隻信封放在桌面上，信封已經封好了，封口壓著一枚很小的蠟印。「信在這裡。地址寫在信封背面。不要拆。」
我把信封收進櫃檯暗格里。他喝完那壺花雕之後站起來走了。他走的時候步子很輕，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幾乎沒有聲響。
那天傍晚，酒館打烊之後，我把今天收到的三樁活在心裡過了一遍。一樁是找兒子，一樁是確認被關的護士，一樁是送一封不讓人看到的信。三樁活都不大，都不涉及暴力，但都需要有人去做，而且做的人不能是自己人。這就是北巷酒館正在變成的東西——它不再只是「接活」和「發活」的地方，它開始成為一種中間的過濾層。來的人帶來各種需求，有的簡單有的複雜，有的需要動手有的只需要跑腿。接活的人按單接，做完回來交差。中間的篩洗、配對、驗證、結算，全部由我經手。
我把三樁活的內容分別寫在三張紙條上，放進木匣的不同隔層里。然後吹滅煤油燈，走進後屋。小六已經睡著了，蜷在牆角的舊棉襖上，呼吸均勻。我躺下來，把右手伸到窗口方向。月光落在手背那道彎月形的疤上，安靜地停著。
北巷酒館的架子上擺著四種酒。每天有人推門進來點酒，有人從架子上把酒端走，有人把酒喝完留下銅板和一張紙條。桌子還是那兩張桌子，櫃檯還是那個櫃檯。但底下的東西已經比表面上多出了很多——更多的紙條，更多的地址，更多的名字，更多的「確認」和「執行」。這些東西在櫃檯的抽屜里、在架子後面的木匣里、在每個人的腦子裡一層一層地疊加著。
窗外的風還在吹。梧桐枝丫在風裡輕輕磕著牆壁，極輕的，一下一下。
（第四十三章完）